進行科學的成本收益評估，是開展有效環境治理工作的基礎。和所有公共工程一樣，環境治理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但和一般的工程不同，治理環境的收益很難衡量。盡管可以借助一些具體的指標（如空氣中的懸浮顆粒數、水的PH值等）來衡量治理工作的客觀結果，但如何衡量這些結果的經濟價值，并在此基礎上評價治理工程是否合算，仍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存在一個環境質量的交易市場，只需要比較治理工作前后環境市場價值變化，不同環境質量所蘊含的經濟價值就能通過市場的運作直接表現出來。問題在于，環境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共品，不存在對其進行自由交易的市場，因此并不能通過市場機制來直接反映其經濟價值。
　　
　　所幸的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沙文·羅森提出了一種“特征價格法”，使得以市場信息為基礎的環境評價工作成為了可能。“特征價格法”的核心思想是，人們購買商品，本質上是購買商品所具有的各類屬性。商品的價格不過是其具有的各類屬性的價格總合。借助統計學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把商品的總價格進行還原，分別得到各類屬性的價格。
　　
　　利用羅森的“特征價格法”，就可以借助房產市場的信息，來評價空氣質量的經濟價值。房屋周邊的環境質量是影響購房者福利狀況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總的房價中已經包含了購房者對于環境質量的估價。研究者只需設法將房價進行分解，就能得到對于環境的估價信息。
　　
　　在上，這個估價方法已經有了不少實踐。例如，一項針對韓國首爾的研究表明，當地購房者為讓自己住所周邊的SO2含量減少4％而支付的代價大致相當于首爾平均房價的1.43％；而另一項針對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研究則表明，購房者愿意為每立方米空氣中的懸浮顆粒數量下降1微克而支付的代價大約等于加利福尼亞州平均房價的1％。
　　
　　運用類似的方法，筆者和團隊利用2008年青島市一手商品房的交易信息測算過購房者對空氣質量改善的意愿支付。據測算，平均而言，若空氣污染指數下降一個單位，則購房者愿意為每平方米住房多支付99.8元，這個金額大約相當于青島同期房價的1.74％，其數量是極為可觀的。
　　
　　筆者進一步進行了一項計算:2007年，青島市（含下屬郊區、縣、市）年平均空氣污染指數為66.57，而2008年這一指數為66.18，下降了0.39個單位。按照2008年青島一手房總成交量為340萬平方米計算，僅從房屋價值增值一項，青島當年的空氣治理工作就產生了1.3億元的經濟價值。需要指出的是，這里考慮的僅是一手商品房的增值。如果參照同樣的方法，考慮因空氣質量改善帶來的住房存量的“潛在升值”，那么空氣質量改善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就要大得多。假設青島市2008年存量住房是一手商品住房成交量的5倍，那么空氣質量改善對存量住房帶來的“潛在升值”約為6.5億元，加上一手商品住房，一共是7.8億元。這一數額甚至比2008年青島市用于“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治理的總支出還要多。這證明了當年青島的空氣治理工作十分合算、很有成效。
　　
　　筆者認為，以上基于“特征價格法”的環境評價方案能夠充分利用市場提供的信息來對環境治理工作的收益進行評估，具有很強的參考價值。在以后的工作中，相關部門應當更加注意利用已有的市場數據，積極運用“特征價格法”等新的科學方法，提升評估環境治理項目的能力，提高決策水平。
　　
　　建立合理的融資體系，是順利完成環境治理工作的保證。環境治理工作難度高、見效慢，必須有長期、持續的投入，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要確保投入的持續性，就必須建立合理的環境治理融資體系，設計科學的環境稅征集方案。而究竟對什么人、采用什么方案、征收什么額度的環境稅，才能既保證資金的充足性，又保證稅收的權、責一致性，也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環境具有明顯的公共品性質。根據經濟學原理，公共品的*提供應當讓所有受益人的意愿支付等于提供的成本。但在現實中，既不能鑒別出環境改善的每一個受益人，更無法鑒別出這些受益人愿意為改善環境質量所支付的代價，因此經濟學上的*是難以實現的。
　　
　　在這種背景下，筆者建議采用一種相對“次優”的環境稅收設計方式，即環境治理的確定受益人作為環境稅的承擔者，并且以他們對環境改善的zui高意愿支付作為征稅金額的上界。在這種稅收設計下，就能實現所謂的“帕累托改進”，即在不降低任何人福利水平的前提下，籌集到足夠的治理經費，實現環境質量的改善。
　　
　　以空氣治理問題為例，從稅收權、責一致的角度，筆者建議由購房者作為稅收的承擔者。由于空氣質量的改善可以讓購房者在購置住房后享受到更高的生活質量，因此他們是空氣治理工作的直接受益者，向他們征收相應的稅收是合理的。
　　
　　在確定稅收的承擔者后，更為重要的是需要確定稅收征集的具體方案。根據現有的方法，并不能確知所有納稅人的意愿支付金額。為克服這一困難，筆者和團隊改進了羅森的“特征價格法”，將統計學上的“分位數回歸”引入了分析。應用這一新方法，就可以建立起房價和稅收之間的經驗關系，以此作為征稅的依據。
　　
　　仍以2008年青島房產市場的研究為例，上述新方法表明購買不同價位住房的消費者愿意為改進空氣質量所支付的費用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低價房購買者購置住房主要是出于基本生活需要，而對空氣質量的重視程度較低，因此他們愿意為改進空氣質量所支付的代價并不高；而高價房的購買者在購房時則比較重視生活質量的改進，因此愿意為改進空氣質量支付較高的代價。具體來說，如果空氣污染指數下降一個單位，那么對于購置的住房價格位于下10％的消費者而言，僅愿為每平方米的住房多支付30元；而對于購置的住房價格位于上10％的消費者而言，愿為每平方米住房多支付的金額則高達233元。
　　
　　那么，按照以上方式設計的稅收是否能滿足空氣治理的需要？筆者推算顯示，對于青島2008年的所有新增住房的購買者，他們愿意為讓空氣污染指數下降一個單位而付出的總代價約為4.6億元。而要讓青島全市的空氣污染指數下降一個單位，需要進行的高爐改造、灑掃等工作需要支出的費用大體上為4億元左右。這表明，在本案例中以上設計的稅收征集方案可以滿足相關支出的需要。
　　
　　筆者認為，以上提出的環境稅設計辦法滿足了稅收設計中的公平、確定、便利等原則，并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有較強的推廣價值。

（來源：中國環境報）
文章鏈接：中國環保設備展覽網 http://www.hbzhan.com/news/detail/75874.html